作者：郑敬畴 审定发布：唐莹
智者说，一个人，只要胸中格局足够大，也就是有远大的理想抱负，同时又能认真把眼前手中的“小事”做好，此人今后必能干成一番大事业或较大的事业。也就是，干“小事”要全身心投入，要反复琢磨，如何干好。如何巧干，才能干出不一般的结果。要切忌，干手边的“小事”，不能处处衡量得失。也就是干事的出发点，不应先考虑“功”和“利”。
拙文标题所示：“强化事业心，淡化功利心，”说的就是这个理。像陈景润演算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他一日又一日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年又一年地用一枝笔在稿纸上进行无数次的演算，这要有何等的“傻劲”呀！凡“功利”先行者，谁干这等“劳而无功”的“蠢事”。获得诺贝尔奖的绝大部分文化科学界的巨人，他们都不是逐名逐利的世俗之辈，而是有远大抱负，有坚强意志和令人敬佩的敬业精神，他们琢磨着手边的“小事”，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攀登，最后终成大业。为人行事如此，办教育亦如此！
淮南师范学院的前身是淮南师范专科学校。学校创办（恢复）于1978年初春，首届（1977级）中文、数学、理、化4个专业共招收300名学生。学生当年4月入学，教室、办公室借的是淮南一中的几间教室。学生宿舍，借的是淮南民政局几栋尚未完工的家属宿舍。由于没安门窗，半夜刮风下雨，睡在窗边的同学不得不搬床逃避风雨。吃饭在一中食堂，同学喝水成了大问题。学生“宿舍”前面临街有个军人接待站，站内有个茶炉房。初始上课无教材，用的多为老师刻钢板赶制的讲义。
2008年五十周年校庆，笔者曾写有一篇题为《1978年淮南师范学院复校创业的峥嵘岁月》的专稿（2008年10月15日《淮南师专报》），对此等艰难困苦做了较为翔实的描述。
学校草创之初为两年制，在校生600人规模持续了好几年。进入80年代，学校又增办了美术、体育、英语、政史等专业。这时学科门类比较齐全，教学力量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有些专业也改为三年制。在校学生，也由600多人增长至1000多人，2000多人，3000多人……进入80年代中后期，学校已摆脱了初创时期的稚嫩，而进入青壮年的强劲发展时期。90年代，特别是“三校合并”，为学校“升本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我于1967年大学毕业，1968年分配到淮南工作。这一年，我38岁。我在淮南教育局报名来淮南师专，原是想到高校教书。中文系党员学生多，而教工中我是唯一的党员。所以，党支部书记这一职位，就落到我的头上。身为党支部书记，实为辅导员，也是班主任。一句话，中文系100名学生的琐事几乎是我全包了。
于是，我全身心投入学生工作。这百名学生，很多来自六安山区和阜阳农村。我分地区逐人摘抄他们的档案。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比我小4岁。他们绝大部分都已结婚，最多得5个孩子，很多人孩子都已上小学。贫困，家庭生活艰辛——他们虽身在淮南求学，但仍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压。这些都使我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体谅而不是管理，帮助而不用说教，成了我主要的工作方法。我那时家住在淮南郊区，交通极为不便，我有时夜晚就住在男生宿舍，他们为我腾出床铺——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亦师亦友。到毕业，全校首届300名学生，共发展8名新党员，其中中文系有5名。我在中文系共带了5届学生，如同第一届一样，后面几届发展的党员，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都多，这5届约360名学生。
这5届学生，我与他们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。至今，我记得大部分学生的姓名，现如今有的毕业几十年，一直联系不断。
研究每一位学生，知晓他们的诉求；观察班级的细微变化，与班干共同探寻治理方略——这就是“强化事业心”。
我想教书的心不死，仍利用一切零碎时间在钻研中国古代文学。但事物的发展，有时根本无法预料。中文系教师不少，但外国文学没人教——这是门必修课，77级、78级都是从校外请老师搞几场讲座应付过去的。1980年初夏，学校动员我外出进修一年，回来后兼教中文系外国文学课——进入所谓“双肩挑”角色。
这时我已进入不惑之年，是3个孩子的父亲，还别妻离子去苦读吗？在大学没学外国文学，却要去教外国文学，这难度可想而知。去进修，还是不去？
思想在斗争，内心在煎熬，经与夫人反复商讨，最后拍板：去进修！其理由是：一个从山沟里爬出来的穷孩子，克服很多艰难险阻，甚至冒着生存危机才读完大学（参阅：《一个老特困生话当年》，2011年第3期《淮南文艺》），就这样平平淡淡，舒服地“欢度”着人生，不甘心呀！四十岁的人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我上学能用九牛二虎之力，现在为什么不能呢？我应该去探索、开辟一个全新的生存领域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，并解学校之难，为学生做贡献！——教课与思想政治工作能相得益彰。
